女演员前往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与剧团共同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在经历了一次奇异事件后,她发现岛上居民的行为变得诡异而不可捉摸。神秘女孩艾莉尔出现,引领她穿行于这个梦境与现实、幽灵与自然交错的空间,仿佛置身一场没有尽头的舞台剧。电影以莎翁经典剧作《暴风雨》中的精灵艾莉尔为出发点,融合莎士比亚其他作品的主题与文本,探讨自由与想象、演出与真实之间的模糊边界。导演帕提诺通过岛屿景观与舞台语言的交织,思考自然如何成为诗句的延伸,也质问人类在表演与存在中的自由与束缚。
《Ariel》并不是一部“改编”莎士比亚的电影,而是一部让莎士比亚人物在当代世界中失去文本依托、坠入存在主义困境的电影。它以《暴风雨》为精神源头,却主动抽空戏剧的结构、冲突与结局,只留下人物、语言与状态,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游荡,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幽灵。影片的核心并不在于剧情推进,而在于一种根本性的提问:当角色不再被剧情需要,当语言失去功能,当舞台消失,人还剩下什么?
在《Ariel》中,莎士比亚的人物不再是命运推动的角色,而是被剥夺了目的的存在者。他们说话,却不再“通向行动”;他们相遇,却无法构成戏剧关系。语言在这里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更像是残存的仪式——一种提醒他们“曾经是角色”的回声。这种状态与萨特、加缪笔下的存在主义主体高度相似:意识仍在运转,但意义的外部结构已经崩塌。
导演将这种困境投射到阿索雷斯群岛的自然景观中。广阔的海洋、迷雾、悬崖与空旷的地景,构成了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人物显得渺小而迟疑,仿佛随时可能被自然吞没。这不是浪漫的自然,而是冷静、沉默、无回应的存在本身。正是在这种沉默中,人物的孤独被无限放大——他们被迫与自身同在,却无法逃向任何意义的彼岸。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未试图为这种困境提供答案。《Ariel》拒绝救赎,也拒绝象征性的“回归戏剧”。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纯粹的悬置状态:人物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也无法回到虚构;既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又无法为其赋予目的。这种悬置,正是存在主义最诚实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