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瑞氏与我》剧情介绍
本片根据社会活动家约翰·戴维森的人生经历改编。他年少时被诊断出患有妥瑞氏综合征，会不受控制地抽动身体或口吐恶言。妥瑞氏综合征迫使约翰与同龄人疏远，而他则不懈与这种鲜为人知的症状作斗争，积极为妥瑞氏人群发声。
《妥瑞氏与我》影评:
也请试着在心里咒骂世界一小时
电影中，John不断地swear（这个词也有“咒骂”的意思），令任何试图维持人类的体面的努力都显得可笑，而且，人们不相信“这些恶言”是不经大脑的，因为John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抽动发声不是不停地说“Fxxk”这么简单——
他不时说出的骂言，不但有模有样，还都与上下文有一定的关联：泡杯茶他讲到精液，见癌症病人他说起人家的死期，见到短皮裙女叫人荡妇，自己藏毒说人家把毒品藏在……所以也许人们相信，John把心底的某种本来被抑制住的“恶意”都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事实上，关于妥瑞氏病的基本说法也与此谋合——某种具有“刹车”功能的信号传递系统出了差错。思维不可见，那语言就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如果认真地对待John的状况——我今天试了一下，做了个实验，给自己一小时来进行“
有内容地咒骂世界”。于是，从早上出门开始，我一路留意，然后发现这个世界值得咒骂的地方——真tmd是太多了！——为什么tmd校车来得这么早（导致我送孩子到门口又晚了1分钟），为什么tmd有那么多人排队等小巴，为什么tmd挡住电梯的出口，为什么tmd某个同事见到我没笑，为什么tmd电脑充电器没带，为什么tmd今天胃还痛……为什么这个世界上tmd有这么多人？
如果审核可以，如果我有John的天赋，这些tmd全部可以换成更劲爆的言辞。
但不管怎么说，我忍住了——显得像是个正常人。
John忍不住——他病了。
怎么会有这种病？
去年，我在机场遇到一名男孩，20岁左右，身材高大臃肿，他的爸爸领着他，他穿的也是一套运动服。在登机口候机，他们选了比较没人的角落，碰巧我也在那个角落，我立刻留意到这个男孩，因为他那突发性重复抽动太明显了——他们几乎无法躲藏。我起初以为是有什么病患发作了，但看他爸爸很泰然，还时不时一起聊两句。他们等到last call才去登机。
那个男孩得的正是妥瑞氏病，只是那个男孩并不咒骂。
但”妥瑞氏“（Tourette ）其实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综合征”（Syndrome），注意是“征”，不是“症”。
某种“病”一旦叫“综合征”，那就意味着
它还不是一种被明确定义了的病，而是一群症状的集合与描述（“爱滋病”的学名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非典”SARS的学名叫“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综合征的起因是不明确的，或者是多因的，随确切病因或发病机制被揭示有可能会被更精确地定义为“病”（爱滋病现在已经确定地知道是由HIV病毒引起，但无奈AIDS太出名，“综合症”之名仍被保留）；并且，“综合征”在不同患者身上的严重程度、病程发展和预后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之前肆虐的“新冠”的学名，其实叫SARS-CoV-2，不同人的症况和预后差别也是非常大）。也就是说，“综合症”是一个模糊地带，医学上承认“有某种问题”，但不清楚原因，也不太确定预后，治疗方案也没有形成相关明确的治疗指南，一切都是“综合的”。根本上，
综合征意味着人类的参差多态不仅反映在健康上，也反映在疾病上。人的多样性令得竟有这种“病”出现，但恰恰也是人类、社群的多样性，令得缓解乃至部分地“治愈”有了希望。这正是《I Swear》所提示的，也是电影试图“教给”公众的。
观众们因此在电影中看到了并且理解了原生家庭的有可能的脆弱，看到了另外一些对人性、知识、关系有着不同感受力和获得方式的人所蕴藏的巨大的拯救性力量，看到了社区内部存在着的风险与支持，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认识到对于任何堪称“人”的人——这话好奇怪，
找到ta所在的“部落”的那种极端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
越是“怪人”，那找到属于ta的部落就越重要。事实上，只有作为一个部落的成员，才能拥有跟另一个部落的成员进行真正交流的基础。想起《关于史蒂夫的一切》，其中那位“奇奇怪怪”的喜欢穿惹眼红色靴子的女孩，最后走进一个每个人都穿红鞋子的人群。
如果你也愿意试着在心底咒骂这个世界一个小时，也许你就会理解John的处境并没有那么奇怪；如果你还能意识到自己所谓的正常是有限的、模糊的，那也请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真正归于其中的部落——我们属于部落，而不是部落属于我们。
请务必不要放弃找到知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