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留声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作者：本·沙塔克

我在1916年遇到大卫时是17岁。我不太在乎去算我的年龄，但现在是1972年4月的剑桥。几天来，我写字台上方的窗户上一直漂浮着某种白色的绒球，它们像初雪一样在人行道上堆积。

我的医生建议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我最近一直失眠，这是从一个陌生人在缅因州寄来的包裹开始的：一盒25个蜡质留声机圆筒，每个圆筒的标签上都写着大卫和我的名字。其中一个圆筒上贴着一封信，上面写着：“几年前，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想这些一定是你的。”我写过三本关于美国民间音乐的书——还算成功，因此最近也接到些电视采访——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和大卫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秋天，我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第一年的学期考试后。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马特和劳伦斯在一起，在酒吧里喝酒庆祝。大卫在靠远处的墙上弹钢琴，他的白衬衫在煤气灯下呈现成黄色，当他的手臂在琴键上扫过时，衬衫他的肩膀之间伸展而松弛着。

“你觉得呢？”马特问，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没有听到他的问题。

“你在看什么？”他转过身来说。

“我知道那首歌，”我说。那是《死寂的冬夜》，我父亲在肯塔基州时用小提琴演奏过这首曲子。这是一首慢歌，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坐着的人的呼吸声”的节奏。这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谣，来自我后来研究过的湖区。讲述的是在一月的夜晚，一对恋人迷失在森林里，他们从家里跑到一棵橡树旁见面，然后私奔。一场暴风雪来临，可他们找不到对方。在副歌中，他们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但风把树摇得如此响亮，以至于他们甚至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蜷缩在不同的树下孤独地死去。“在雪地上有两个足迹/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在一个死寂的冬夜，他们从未相遇。”夏天在肯塔基州的门廊上，白色的飞蛾绕着灯笼飞舞，我和哥哥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肚子上，感受着父亲的脚踩出缓慢的节奏时的振动——他的靴子踩在木板上的刺耳声。树上的蝈蝈们，把黑夜缝合在一起。

“失陪一下，”我在酒吧里对朋友们说。

肥皂味、酒味和烟味充斥着整个酒吧。我靠在墙上，臀部贴着钢琴的后梁，看着大卫演奏。他闭着双眼，从嘴里吐出香烟来，烟雾爬上了他的脸，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副歌响起时，他的头摇晃了一下，我看着他的手指。

“你从哪儿学的？”当歌曲结束后我问道。

“这个啊，”他说着抬起头来，把香烟扔在地板上。“肯塔基州的某个沼泽地。”

一个低沉的声音，语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弹了一个C和弦，另一只手拿起地上的酒。

“我是肯塔基州人，”我告诉他。他的手停在琴键上，再次抬起头来。

“好的，你当然是。抱歉。”他伸出手来。“大卫。”

“莱昂内尔。”我说。

“哪个系的？”那晚酒吧里的人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声乐，”我说。

“好吧，”他说。“Fa-la-la，我是乐史系的，这个——”他弹了一个旋律。“只是我在夏天的一个爱好，在采集音乐之时喘口气。”

在房间的另一头，马特和劳伦斯示意他们要离开，我挥手让他们先走。

“去过哈罗吗？”我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哈罗。两年前的夏天去过，小镇中心有个天蓝色凉亭。”

他似乎对这一巧合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也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南方人不多，绝对没有人来自哈罗，一个在冷河和索伦河之间的两千人的小镇。但大卫去过，也许我们甚至见过对方。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思乡。

“我记得在那儿学过一个里尔舞曲，”他说，“我想应该是《基拉尼的少女》吧?”

“我知道它，你知道《犁的种子》吗？”

“我应该知道吗？”他说。

我告诉他我母亲以前唱过这首歌。

“来吧，让我们听听。”

“不了，”我摇着头说。

“什么调？”他说，并顺着钢琴从一个和弦弹到下一个和弦。他在长椅上往前坐了坐。“什么调？”他重复道，弹出一个A调。

他扬起眉毛，然后我注意到他上唇有一道疤痕，淡红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父亲造成的。

“你别以为你能把它弹出来。”我说。

“那舞台交给你了。”他的手离开键盘，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支香烟，拿起一支蜡烛，把火苗凑近他的脸，点上烟，等待着。

我第一次被告知我有绝对音感，是因为我重复了我母亲每天清晨咳嗽的音调。我可以和田野上的狗叫声和谐一致。我是父亲小提琴的调音师——站在他的肘部，唱出一个A调，而他就开始调整琴弦。在早期，我以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声音，看到形状和颜色——一个摇摆不定的圆圈，黑莓紫色，代表D调。我会调整我看到的形状，然后锁定在正确的分贝上。在我13岁的时候，开始只要听到音调就会尝到味道。只要父亲拉出一个糟糕的B小调，蜡质的苦味就充满了我的嘴。另外，要是有一个完美的C调，我就能尝到甜樱桃，而D调则是牛奶味。

之后我为大卫演唱了那首歌。

我一直觉得从我的喉咙和嘴唇里发出的东西不是我的，就像我在偷东西而不是创造东西。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能感受到我的横膈膜的收缩，我的喉咙的力量，我的嘴唇和舌头的柔软，塑造出了声音——但从我身体里传达出来的东西，在我的头顶响起，所以我的头骨感受到的更像是钟声，而不是具有形体的，它淹没我耳朵的鼓膜，通过我的鼻腔振动，不属于我自己，更像是树上的风声或玻璃瓶的声音。或者，可以换个更好的说法，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声从我的嘴里发出来，一个重复的声音。我再也不能像那样唱歌了——我怀念它。现在我只有这种微弱的颤音，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声音有什么问题。

当我结束这首歌时，黄色渐渐变成了湿木头的味道。

“你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他问。

我耸耸肩。

他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嗓音，我就不会在学校里闲逛了。”

当他起身去拿另一瓶啤酒时，我看到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几英寸。

我们一直呆到天亮，我跟着他的琴声唱歌。我也许能在两个八度上哼出D调，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有记忆力的人。他歪着头，用手指堵住一只耳朵，哼唱一两声，他会把这首歌唱出来，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会摸出一句歌词来。

“让我再给你买一瓶啤酒，”我说。在亮起灰蒙蒙的晨光之前，我从未离开钢琴的另一侧。

“好极了，”他说。“你让我一晚上没睡，这是你欠我的。”

“你想要什么都行，”我盯着他说。

“算了，我累了，也快到早晨了，我要去睡觉了。我住在街对面，如果你想的话，我那还有一张沙发。”

他的公寓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和一把椅子，没有沙发。肮脏的盘子和杯子散落在地板上，还有几页几页的乐谱，没有书桌。我向他要了一杯水，因为我喝晕了。他从厨房接来一杯水，喝了一大口，然后朝我喷了一大口水，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张开嘴去接。他一直这样做，直到水杯空了，我身上也湿了，但还是勉强喝到了几口。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然后走到我身边，摘下我的眼镜，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窗台上。他把我的湿衬衫拉过我的头，领我到他的床前，床上堆着被子和床单。当我俯身亲吻他时，我直奔他嘴唇上的疤痕，吸吮它，而他的手掌则按在我的大腿上。他倒在床上，用双腿缠绕着我。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大卫已经走了，我头痛欲裂，头晕得厉害。我以前也喝醉过，但没有过这样。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地板上有一张纸条：一个星期后见。我从他的水槽里大口大口地接水喝，然后倒了一杯水走进客厅。我翻身坐在椅子上，喝到杯子空了，然后回到床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但当我在日落前再次醒来时，他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我收拾好衣服，折好他的纸条，在离开前把它塞进我的口袋。

此后的每个周二晚上，大卫都会在钢琴前夹着烟演奏着，而我则用我的奖学金津贴给我们买些喝的。在不是周二的晚上，我有时会站在他大楼的对面，抬头看，想看看是谁在他的公寓周围走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好奇而已。我真的不觉得我是个醋坛子，可大卫之后我每段感情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克拉丽莎，我在四十多岁时和她约会过，她在承认和我的朋友上床后离开了我。我知道她的外遇，当我告诉她说我只希望她早点向我承认，并认为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她开始对我大喊大叫，好像是我在偷情一样，说我反正也不在乎她，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数其他男人——亚历克斯、威廉、阿利斯泰尔，还有其他人——都持续了不超过几个月。文森特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文森特思维敏捷，来自米兰，对我们遇到的每个陌生人都很有魅力，他的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隙，笑声在狭窄的罗马街道上一路回荡，他是一位大提琴家，会在我唱歌的那个小教堂里练习。当我最终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回到波士顿，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人”，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

我不会纠缠于大卫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仅半年就离开的具体细节。那是在1917年，美国已经加入战争，学院不再授课，他去了欧洲，我没有去，因为我的视力不好。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了我在哈罗的地址，让他给我寄法国巧克力。

我回到了哈罗的农场，帮助我的哥哥，在我到达不久后，他也去了欧洲。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大卫的结局了。周二晚上在波士顿开了十几个会，我想他就像你年轻时那样频繁：清晨，躺在床上，听着鸟儿的鸣叫，床单缠在腿上时；我站在厨房里看着水壶，等着水开时；当我修剪、嫁接、立桩、捆果树的时；下班后，我走到小溪边，听着春天里窥视者的声音时；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听着一场雷雨清清喉咙在地平线上用三个音调，将灰尘的气味在暴风雨来临之际释放出来时。一如既往，总是如此。我有时醒来时，眼里还能看到他的脸，我的手穿过床伸向他。我的身体记住了他的身体，即使我试图不去记住。灰蓝色的眼睛，虹膜周围有一圈看起来像棕色的东西，他的眼睑上有一个雀斑，他嘴唇上的疤痕，喉结像断了的骨头一样刺眼，他的头发闻起来像烟草，他的脖子像发酵的水果。我没有经历过我那个时代的一些男人会有的内疚，我只是爱大卫，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太多。我的错误在于，我以为大卫是第一个。我尝到了爱的滋味，我渴望我的未来，我怎么会知道剩下的那些——亚历克斯、威廉、文森特、克拉丽莎、山姆、莎拉，还有最近的乔治——都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洪水过后的小溪流。

夏天和秋天过去了，冬天来到了农场，下过一次雪，但没有像波士顿那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糟糕的音乐，喝了太多的咖啡，每天走上几个小时的路。我在想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恢复，什么时候战争才能结束，我才能回到北方，回到学校，回到波士顿，我确信大卫在服完役后会回到那里。

我有时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住在他父亲为他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建造的房子里。我自己的父亲几年前在果园里去世了（我哥哥发现了他，他手里拿着剪刀），我母亲采取的改变是散步，有时会持续到很晚，所以没有我哥哥在身边，房子空荡荡的，安静得让我很不喜欢。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我的祖父都会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裹着毛毯。我们喝着咖啡，谈论着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哥哥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一首歌。他从不问我关于音乐学院的事，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塔姆的骑兵队中服役，看着他的朋友们“脱胎换骨”。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很愤怒，只是想念他的朋友，想念他的妻子。我现在仅仅只是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战争席卷了我家人的生活而感到震惊。

大卫的信于1919年6月送到了农场，寄信人的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他在一张五线谱纸的背面写的——前面是两条四分音符，弧形穿过高音谱带。只有一段话：

我亲爱的银嗓子同盟：我希望这封信能寄到你那里。农场的生活怎么样？目前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刚刚从北欧的步行之旅回来。上帝保佑我，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我在鲍登大学有一个职位，就在常青树这里。上个月，有一个人参观了该系，展示了一个新的留声机原型。我的导师认为，如果我被选为系里在这片北方荒野上的民歌录音师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一个人可拖不动这台会说话的缝纫机——今年夏天到森林里走一走怎么样？旅程指向北方。想想星空下的松针床？桦树啤酒？别磨蹭了，快来吧。

另外——你有钱吗？这附近没什么可去的。

我把信翻过来，哼着我能读到的两个小节的曲子，是一个令人大为震撼的旋律。我从大卫那里收到的每一张便条都注明了：一周后见，那是他在第一天早上写的。这次是：别磨蹭了，快来吧。大卫给了指示，我只有照办的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脸上贴着那封信。我告诉母亲我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后就走，农场将无人看管，果园会变得杂草丛生，网也没有人铺。如果我离开的时间够久的话，果子就会过熟，掉到地上，然后腐烂。但我不在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就像是在逃跑一样，坐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波特兰。

我从来不太关心物体——也就是东西。我不在乎盘子什么时候碎了，几年前我家被盗的时候，我可以坦诚地说，我感觉并不是很糟糕，只是对之后要花的费用感到困惑和困扰。我家的墙壁光秃秃的，我请朋友们永远不要给我买圣诞或生日礼物。这可能被认为是节俭或有其它的意义，但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个问题。我曾经各种丢三落四，把外套放在教堂的长椅上，忘了带课本，把斧头丢在外面的草丛里。我也白送了其他孩子很多东西——玩具、我父亲的松香木小提琴、钱币。最糟糕的是我们家的狗——我喜欢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所以有一天带着我们的狗去了他家，把她绑在他家草坪上的一棵树上，然后回家时什么也没想就走了，我父亲还因为这个打了我一顿。

但我还留着大卫要我去北方的那封信，他在他公寓地板上留给我的所有纸条，还有那天晚上他卷起来忘在钢琴上的香烟，还有我们以前见面的酒吧里的一盒火柴。我没有保留文森特在我离开罗马前送给我的小雕像，没有保留克拉丽莎在我们结婚纪念日时送给我的金表，没有保留萨拉为我画的风景画，没有保留我和亚历克斯在科德角收集的海玻璃。但说到大卫，我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喜鹊。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看到了他。我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看着。他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一件深色夹克，手放在口袋里，嘴唇间夹着香烟。他长出了胡子，看起来更瘦了，脸颊更尖了。当他把胳膊伸到头顶时，我感到胸口真的跳了一下，就像一个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器官移到了原位。我挥了挥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指着我，好像他的手是一把手枪，向我开了枪。在他周围，是一箱箱的录音设备。

从1919年8月到9月，我们一定走了100英里，从岩石海岸到一望无际的柱状森林内部，再回到海岸，到处收集民谣和曲子。我们走过有雾的沼泽地，走过有青蛙唱歌的森林，走过我们沉到膝盖的苔藓，走过沿海公路，在那里，风几乎把我们吹走。当然，我们也去了城镇，还去了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我们听说那里有好的歌手。一直以来都由大卫做自我介绍，而我则在后面微笑着。我们靠的是别人的推荐——某人的表弟可能认识北边20英里处某人的姑妈。有时我们住在我们需要录制歌曲的那些人的房子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睡在野外，在大卫拖着走来走去的帆布帐篷里。我的工作是搬运录音机。或者，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那个夏天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不睡帐篷，睡在田野里或松树下。我们的四肢因一天的行走而疲惫，困意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祖父曾经说过，幸福不是一个故事，所以头几周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沉重的录音机皮带扎进了我的肩膀，黑蝇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我的靴子在我的脚跟上留下了硬币大小的水泡，但我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一种朴素、乏味、形容词般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无法进一步用其他词语表达。当我们走过被几天的大雨夷为平地的牧场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我们周围的水滴闪闪发光，鸟儿在鸣叫。我和大卫在瀑布下沐浴，然后在岩石上做爱。食物吃完了，发现了一块蓝莓荒地，就像天赐一样，然后吃了一下午，我们既恶心又开心。吃到撑不下去后，我们就在那里睡了一觉，直到一个女人用她的靴子叫醒我们。那天晚上，在淡紫色的暮色中，他让我伸出舌头，然后又给我看了他的——两条舌头都是青蓝色的。我想到了哈罗农场那些无人照料的果树，想到鸟儿们吃着果子，果园里的野草肆意生长，但我并不在乎。

我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蜡筒从纸上打开；将表面刷干净；将其安装在旋转器上；将喇叭对准歌手的脸，让他或她对着管子唱歌；将唱针移动到蜡上；慢慢转动曲柄。录音结束后，大卫会将歌词和曲谱转录在一本小册子中，同时还有一个关于人和歌的起源的简短采访。我喜欢这些歌，但并不像大卫那样喜欢它们。我不知道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他并不像我和我哥哥那样在这些歌声中长大的。但话又说回来，我对大卫早年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每当我问起，他都会摇摇头，挥挥手，就像拍掉一只黑蝇一样，说这一点都不有趣。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在伦敦住了几年——我不知道他的职业，他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搬到了纽波特。他确实曾经提到过一个在英国拉小提琴的叔叔，带他去爱尔兰旅行了一周。也许这就是他开始采集音乐的地方——现在，我已经72岁了，我知道我们喜欢的大多数东西在我们10岁之前就已经有了种子。当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曲，尤其是民谣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话——这些歌曲是他所知道的最有血性的音乐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些歌曲充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声音，他们唱过并改变了它们，而且它们总是在唱人们生活中的故事。不像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喜欢的巴洛克音乐，尖锐、抽象、华丽，像一件件冷艳的完美珠宝。这些民歌有柔和的感染力，光是旋律就能让你哽咽。歌声中的情感非常纯粹，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在我们的采集之旅结束后的几年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想唱老歌。我转向了唱诗班的音乐，转向了大教堂里的弧形独唱，这就是为什么我1929年在罗马的一个唱诗班里任职。直到我50多岁嗓子哑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唯一想写的还是关于是美国民间音乐，这些传统歌曲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并不断发展和扭曲成新鲜的东西。我写作的时候恰好遇上纽约和波士顿的民俗复兴，所以我的书很畅销。我写那些书是对大卫的一种纪念，但从未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说实话，我又开始喜欢上了那种音乐，那些来自我家乡州和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古老的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一种我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的方式喜欢着。

在1917年夏天的所有录音中，我觉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声音。我想要弄一个音频日志，记录我们工作间隙的日子。从山谷中传来的暴风雨的声音、松枝扫过头顶的声音、在奥古斯塔南部，八个孩子的木勺打在桌子上的木盘子上发出的木勺声、在长柄煎锅里的肉被烧得噼里啪啦的猪油声。我想记录下大卫的低语：“上帝啊”，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狗山萤火虫闪耀的田野时的声音；在林肯，一只鳄龟的爪子划过桌子的声音；在考珀，当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个人都如此渴望自己的歌曲被记录下来，所以同时唱着完全不同的歌曲，每个泰特尔都试图盖过其他人的声音，直到大卫不得不把两个烹饪锅敲在一起，让他们安静下来。索斯威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她的厨房中间，在我试图修理留声机的时候，唱着一首调式，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继子女都坐在她周围，安静地坐着，直到洛夫唱到第二段时，孩子们抑制不住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母亲。十二个歌手，四个和声。

我想要录下那些所有消失了的却轮廓分明的声音。那些被释放到世界上的振动，从来没有被集中到留声机的管子和唱针上，从来没有被打入蜡中。我想要录下一个前几年的声音，大卫第一次在酒吧里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卫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在一个深夜问我，他是否应该加入战争，我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他想听到的。声音的历史，每天都在流失。我开始把地球想成一个蜡筒，太阳是唱针，放在地球上，勾画出一天的音乐——人们争吵、烹饪、欢笑、歌唱、呻吟、哭泣、调情的声音。而在它的背后，是数百万沉睡的人们的无声扫荡，像静电噪音一样在地球上肆虐。

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我注意到大卫身上笼罩着一种黑暗，我想他试图把它隐藏起来。他的手在颤抖，卷烟也变得困难。有几次，我醒来时看到他站在离我们的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在月光下像是一根黑色的柱子，就像某个古代遗迹的柱子。当我们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时他唱起歌来，有时会在唱到一半时停下来，重复最后一句，寻找下一句。有一次我从他身后悄悄走过去，吓了他一跳。他向后跳了一下，好像触电一样。我以为是战争的缘故，就像那些参战过的人那样。

有一天，着实厌倦了他的沉默，我问他有没有开枪杀过人。他把手举在空中，没有回答。

到8月底，也就是大卫要回鲍登教书的前一周，我们只剩下三个蜡筒。我们当时正前往靠近边境的一所房子，那是一个靠近花岗岩采石场的海滨小镇。我们在找约翰·温斯洛的房子，约翰·温斯洛是一个名叫玛丽·康威的女人的表亲，玛丽说，“他脑子里有一堆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是百里之内最好的厨师之一，她会帮你安排好的。”

镇上的几个孩子指引我们走到一条漫长的土路的尽头。那是一个很冷的夏末夜晚，几个月前的风已经在大地上卷起了寒意。我们在水面上看了一整天的雾已经消失了。依偎在树林里的是一所房子——实际上是一间棚屋。波纹金属屋顶，用隔板拼成的，外面钉了几十个鹿角，在泥泞的院子里，一只拴在桩子上的狗跳了起来，汪汪地叫着，朝我们跑过来，然后当锁链绷紧时又被甩了回去。一群黑鸟从房子周围被雨淋得黝黑的树上飞了起来，然后消失在树林深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大卫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对着树林喊。

“我们走吧，”他回来时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稀记得那所房子没有任何窗户。

那条狗一直在吠叫，扯着链子，跳起来以至于快窒息了自己，哼哼唧唧地叫着。那是一条大狗，我想是一只熊狗，灰色和棕色的毛，胸部为白色，耳朵看起来被剪短了。

“闭嘴，”大卫冲着狗喊道。“我们还是等他回来吧，”他说，转过身来，向路边看去。“我想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很渴，可是我们没水了，我们反正也到这了。”

他耸了耸肩，坐在前门的台阶上，拍了拍口袋里的烟草，然后卷了一支烟，闭上眼睛，后脑勺靠在门上。

我把录音机从肩膀上拿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坐在他身边。

然后，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他问我是否认为我们还会在这次旅行后再见面。

我说，会的。

他问我是否担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说我不担心，因为我的确不担心。

他把头靠在门上，好像是在按摩，他的额头上有一抹肮脏的汗水。然后他把双腿拉到胸前，身体前倾，把下巴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好像在祈祷。

“我想我很佩服你，”他说。

那条狗一直在叫，链子啪嗒啪嗒地响着。

我正想问他为什么，他对狗大喊：“闭嘴！”然后慌忙站起来，大步向狗走去。

当大卫走近时，那条狗抬起前腿，紧绷的链条使它直立了起来，就像一个即将落下的斧头。

“你在做什么？”我说。“小心点。”

大卫伸出手，走近一些。那条狗紧紧地拉扯着项圈，喘不过气来。大卫站在那里看着它，只有一英尺远，然后把烟头弹到狗的脚下。

这时，一个人从森林的边缘叫道：“嗬！”

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来，那条狗安静了下来。

那人留着长长的胡须，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深色的。他的肩膀上有一根挂满死兔子的长杆，其中一只手拿着一把枪。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完，放下杆子，用两只手举着枪。

“你好！”大卫兴高采烈地说，好像没有枪指着他似的。“我是大卫·阿什顿，这位是莱昂内尔·沃辛。我们是你表妹的朋友，玛丽·康威？”

“玛丽。”约翰·温斯洛说。“然后呢？”他把枪放在身边，拿起绑着兔子的杆子。

“你一定是约翰，”大卫说。“我们在采集歌曲，玛丽说你有几首？”

“不感兴趣，”约翰说，他向我们走来，用那种缓慢的、有意的方式，我注意到有些伐木人就是这样，就像他比我们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长度，不需要赶时间。

“这不用花太长的时间，”大卫说。“我能问问你在哪里学的这些歌吗？”

“不感兴趣，”他又说了一遍，把杆子放在房子的一边。那些兔子——有三只——一定是刚猎杀到的，血从其中一只的嘴里滴出来，拍打着一床干树叶。

“玛丽说你的家人来自爱尔兰西部？”大卫说。

约翰没有回答，他从腰带上拔出一把刀，把兔子从杆子上割下来，并把它们并排放在门廊上。

“哪个镇？”大卫问。“我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是我第一次学到《牧羊人之歌》的地方，也许你知道这首歌？”

“现在你听着，”约翰说，第一次盯着大卫看。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充血，我想是血管破裂的缘故，他的双颊凹陷，他的整个脸抽搐了一下，绷紧，然后又松开。“我不感兴趣，我告诉过你一次，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故意无礼的，我看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如果你是从玛丽家来的，以后再来吧，也许一两个星期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了。”

我认为大卫的说服天赋只在于，如果他想要什么，他就会不停地去追求。如果不是玛丽慷慨激昂地建议给约翰录音，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周内在他家附近出现，我想大卫会就此打住。约翰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他们起初总是因为害羞或怀疑而拒绝。相反，他以一种下通牒似的、不可饶恕的方式拒绝了。他已经背对着我们，用他的刀子切开了其中一只兔子，然后开始猛地拔去毛皮。

“你妻子在这儿吗？”大卫说。“也许她想唱歌？罗斯玛丽？”

那人转向大卫，手里拿着刀，浑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从它的后腿上垂下来。

“或者给点水，”我说。“我们的水喝完了，你能给点水喝吗？”

他叹了口气，踢了踢地面。

“我是基督徒，”他说，他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脚步上了楼。当他打开门时，阳光洒进屋里，照亮了房间中央平躺在桌子上的一个女人的身体。他走到后面去厨房的时候没有关上门，那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散落在桌子上。风从门口吹来，裙摆随风飘动。她的胸前放着一束花。大卫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们俩都看着这一幕。当我听到约翰关上水龙头时，我转过身，盯着树林。

他拿着两个木杯子出来了。

“给口渴的音乐家们，”他说。

“谢谢你，”我说。我避开了杯沿上的一个拇指血印喝下。

他拿起刀子继续剥兔子的皮，最后把兔子脚上的皮扯了下来。当他把它扔在楼梯上时，它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去让人们对着管子唱歌？”

“是的，”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喜欢。但他不是做这工作的。”他指着我。“这是一个歌手，他可能拥有新英格兰最好的声音。”

“是吗？”约翰说，他将刀刺入门廊，使其直立起来，用他的两只手，撕掉了第二只兔子的皮。“来吧，那就给我们唱个曲子吧。”

水的味道是金属味，很苦。

“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我说。我的脑子仍被桌子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搞得一团糟。

约翰开始拿起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会想到的，”他说。

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兰道尔勋爵》，这是大卫的最爱之一，他把这首歌教给了我。当时我们躺在他公寓的床上，在我醒来之后他没有离开，那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早晨。

“哦，你到哪里去了，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我唱道。我闭上眼睛，尝到了烧焦的黄油，看到了淡淡的绿色。“你到哪里去了，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天啊，”约翰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一百英里外的某个地方传来。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一路上都没有唱过歌。

“我到绿林去了，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爱，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这首民谣冗长而重复，母亲不断地向儿子提出问题，试图弄清楚他为什么感到如此恶心和疲惫。他告诉她，他的情人给他做了炸鳗鱼当晚餐，当狗吃了他的残羹剩饭后，它们都死了。母亲告诉他，他被下毒了，他认同了，并再次要求她整理他的床铺，这样他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诉她，他把家里的奶牛留给了她，把他的金银留给了他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兄弟。母亲接着问：“我的孩子，兰德尔勋爵，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他回答说，

“我把她用绳子留在你的苹果树上，让她挂在那里。

母亲，快给我铺床，

因为是她要毒死我，我真想躺下。”

当我唱完并睁开眼睛时，约翰和大卫都在看着地面，天空呈现出紫罗兰色。

“我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大卫对约翰说。

“谢谢你能这么说，”约翰说。

大卫看着我，“选得不错，”他说。“在爱情里中毒。”他把胳膊钩住背包的带子。“我没想到你会记得这首歌。”他举起背包，把它放在肩膀上。“奇怪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称她是他的真爱，一个杀害了他的凶手。”他转身就走了，没有等我，沿着大路，从那只沉默的狗身边走过。没有向约翰告别或道谢，就像平常对那些招待我们的东道主那样。

如果约翰对大卫的突然离去有感到不安的话，那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孩子，一首美妙的歌。”他说。“我也知道这首歌，不过你把结局改了。”

“是吗？”我只唱大卫教我的歌。

“在结尾，通常是，‘我离开时用火将她送向了地狱。’不是用绳子吊在苹果树上。我觉得我更喜欢你的版本，它更温和一些。”

“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着走到录音机前，把它扛在背上。

他的整个身体都动了动，好像他将要说的话要把他压垮，声音哽在喉咙里。“祝你好运，孩子。”

又一阵冷风吹过树林，仿佛八月已经过去了。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州多待一段时间，帮他整理录音。如果他需要帮助，我可以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套公寓，但只能在秋季学期。但我本应该更直接点，这一次，我应该是那个给他指路的人。如果不留在缅因州，我可以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也许事情会有更好的结果。相反，他摇了摇头，原因我后来才明白，他说我们会在第二年夏天再次去采集歌曲。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写信。

9月到12月是肯塔基州果园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大卫没有给我回过一封信，所以一月份我给鲍登音乐系写了封信。我解释说，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而且我还是夏天加入他的歌曲采集之旅的人。我在信里问道，你能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吗，因为我可能记错了，还有一些文件需要分享一下。或者其它像这样的谎言。

几周后，我收到的回信，内容和用词都很亲切。系主任写道，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大卫于1919年秋天去世的消息。他接着说，他很遗憾他不知道我指的圆筒是什么——大卫的工作是教音乐创作，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而且系里也没有赞助过一次歌曲采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找到你所说的圆筒，我一定会把它们转寄给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不想去果园，于是走向天蓝色凉亭，但那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最后到了我祖父的房子，离城几英里远。我们喝了茶，他给我看了他的狗学会的一个新把戏——在鼻子上平衡一根棍子。我没有告诉他信的事，他说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问我是否喝醉了，当我说没有时，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说：“那就喝醉吧。”那晚我在他家睡了一晚上，之后的几个晚上也是如此。

在与系主任的后续通信中，我发现大卫有一个未婚妻，而且他在我们旅行前的春天就已经订婚了。

在写完上面的部分后，已经过去有几天了。昨天我打电话给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有老式留声机。他让我过来，因为那东西太重了，没法搬到我家，而且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得到从收藏品里拿出来的许可。

我走了五个街区到博物馆，在门口遇见了他。他带我走过新的鸟类收藏，走过骷髅和玻璃花，来到后面的办公室。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没用过这些东西了，”他说着，把抹布从留声机上扯下来。

他帮我把一个圆筒装到旋转器上。把管子与唱针底座钩住，然后把唱针放在圆筒上，把他的手放在曲柄上，转动它。从喇叭里传来的是一个五十年前的男人的声音，来自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民谣，就像我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清新而难忘。

每个圆筒的尾端都标有歌曲名称、歌手的名字和录制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被吸引到盒子里的最后一个圆筒上的原因：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车站和大卫告别的一个月之后。

“让我们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我指着那个圆筒说。

他展开纸，把圆筒放在旋转器上，转动曲柄。

“你好，莱昂内尔。”大卫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我的心像被踢过一样痛，像是要紧握着某种东西，然后我的腿上出现了多年前我车祸时的那种热流，唱针像是刺在我的大腿上颤抖着。

留声机的金属喇叭发出一片寂静，我倒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问。

我点了点头，笑了。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美好的夏天，”大卫说，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还有之前的那段时间，很抱歉，我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不一样了，我内心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一些腐烂的东西。”

更多的沉默——更多静电噪声，那是他思考的声音。沉默听起来像是一个高G调。

“我无法看到它的周围，”大卫说。“它沿着天边在我面前不断加速延展。”

更多静电噪声，然后他开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说。

“《死寂的冬夜》，”我说。

我闭上眼睛，向后靠在椅子上。

“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大卫用他生硬的男中音唱道，“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

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的味道，看到靛蓝的圆形变成了深橙色的棒状，然后闪成一个黑色的点，使我的嘴里充满了湿石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期待听到什么，我想听到什么，但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关于留声机的著名故事——这是爱迪生唯一立即见效的发明。他提出了唱针在柔软的表面上抖动的概念，让他的工程师模拟了一个，然后第一次就成功了。正是这一点——那是个显而易见的形体，那些由大卫声音凿刻而成的发丝般薄的古老峡谷——让我专注于看着旋转器上的圆筒。爱迪生没有想到要把留声机用于音乐，他想象过大卫在这里做的事情：记录信息。把它放在一个人的临终床边，这样他或她就可以给出最后的指示。或者你可以录下一个婴儿的声音，然后20年后录下同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录下一个老人的声音，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人工制品中拥有整个人生。这将是对留下的人的一种安慰，但这并不是一种安慰，只是提醒我，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的遗憾。我应该待在波特兰的站台上，或者强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这只是提醒我，我仍然非常爱大卫。我对乔治和克拉丽莎的感情是认真的、体贴的，与大卫的声音所带来的震撼而刻骨铭心的感情相比，怎么说呢？这种类型的悲伤，不是怀旧，不是悲痛，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然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看起来比原本短了一英寸。我二十岁那年是我最美好的一年。当我拿着圆筒走进博物馆时，我想的是，翻翻关于那个夏天的有声剪贴簿，或许能让自己得到些安慰。听到玛丽·康威或泰特尔夫妇的声音也许会愈合伤口。就像我们分手多年后，我在哈佛广场遇见克拉丽莎时一样，后来我为这段可能是永恒的友谊感到高兴。乔治也一样，他定期告诉我他在萨凡纳的生活，并向我保证，他只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心存感激。但这个圆筒让我想起了我错过的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的生活，但大卫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生活，可却又是多么可笑的短暂，只有两个月。那些关于萤火虫和在瀑布中裸泳的记忆，只在我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满足感的薄膜上留下了非常细长的切口——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业，友善的邻居，几段亲密的关系。一个虚度年华的人生。也许这就是人们开始使用留声机来录制音乐的原因——你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被爱的和死去的人的声音呢?

这首歌结束之后，唱针从圆筒上漂走。

“你还想听别的吗？”我的朋友说着，把圆筒拆开，然后用纸包好。“某个特别的？”他摆弄着圆筒，转动它们来读标签。

尽管我呼吸急促，但我还是想要更多，像是一只正在啃骨头、舔骨髓的狗。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说。“从第一个开始”。

我望向窗外的街道，那毛茸茸的白色种子仍然在人行道上随风飘动，寻找可以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