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为逃婚而离开故土的漂泊者在南行的路上遇到抬滑竿的大汉和小伙子、嗜烟如命的大足女人及其女儿花鼓女、老算命先生等五人。但随后一群灰衣军汉围住六人,抢走了大足女人和花鼓女。漂泊者、大汉和小伙子继续艰难前行到了中缅交界处的克钦山。在逃难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的迫害与追捕,途中也逐渐建立起信任与依赖关系。最终,他们成功突破重重险阻,抵达克钦山,并通过缅甸边境逃脱了国民党的魔爪。]
《南行记》电视剧是一部以流浪者的旅途为主线的故事。故事中的流浪者为了逃避婚姻而离开家乡,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奇特的人物和事件。他结识了一个抬滑竿的大汉和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们一起前行。他们还遇到了一个烟瘾极重的大足女人和她的女儿花鼓女,以及一位老算命先生。然而,他们最终被一群穿着灰衣的军汉围住,大足女人和花鼓女被抢走。故事的主人公漂泊者和他的伙伴们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中缅交界处的克钦山。在这里,大汉和小伙子装满了滑竿里的鸦片,准备夜间走私偷渡。然而,他们却被缅甸的扁达抓获了。漂泊者花光了身上的钱,被迫在一家茅草地客店当小伙计,只能吃饭没有工钱。在客店里,漂泊者再次遇到了大足女人和花鼓女,他对花鼓女产生了模糊的情愫。然而,当天气好转后,大足女人和花鼓女继续了他们寻找失散亲人的旅程。一天晚上,一位英国人来到客店投宿,他要求女人陪宿,引发了漂泊者、老板和英国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客店被大火烧毁。漂泊者再次开始了他的无目的漂泊,最终在一家瞎子客店遇到了已经成婚的花鼓女和大汉。漂泊者和小伙子决定踏上回家的路。整个故事通过流浪者的旅途,展现了人生的迷茫、无奈和坚持。
现代作家艾芜先生在二三十年代陆续写的的半自传小说《南行记》,是我读中文系的时候比较喜爱的作品。后来先后拍成了连续剧和电影。前段时间,我重看了电视剧,说是重看,但那几乎是小学的时候看的第一遍,除了觉得恐怖、黑暗之外,别无印象了。重看的感觉,则完全是另一番味道,悲凉、苦涩和温暖。
《南行记》写了一个文艺男青年在云贵川、东南亚的“穷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钱上大学,但热爱思想和文学的男主角,带着几本书,一边做工,一边流浪,一边写作,见过了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酸甜苦辣的事,吃过了东西南北的饭,写下了这南腔北调的集。
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文艺,真正的流浪,与今天的文艺青年们为了抵抗空虚,到旅游景点或是文艺圣地去朝拜一番,喝几顿酒,听几个故事,睡几个陌生人要沉重的太多。漂泊流浪的确是很文艺的,但唯有乱世时背井离乡,经历过社会真实、复杂的一面,才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属于真文艺。
主动的放逐和被迫的流浪,哪一种更文艺?这种深度只有自己能够把握。
这部电视剧只有6集,选取了几个故事,因此还是篇幅太短,不能全面反映原著。但是,电视剧的改编却是秉持着一份今天已经荡然无存的艺术使命。在电视剧里,亲自出镜的晚年艾芜和饰演中青年艾芜的王志文有许多对话,讨论“电视艺术如何表现文学艺术”,讨论“流浪的青年是怎样的心态”等等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特别是“电视艺术”这四个字,简直振聋发聩。说白了,除了中老年人,电视已经在青年人的生活中十分边缘化了,连电脑都成了传统媒体。我家里的电脑,不写东西不开,电脑几乎就是WORD机。遑论电视?我搬新家时原本不想要电视,为了日后父母不无聊最终还是留下了,而且扔在次卧,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倒是广播,得益于汽车的普及,反而一直不温不火的存在着,而电视,再过几年可能观众还会继续流失。
而《南行记》这部90年代初拍摄的电视剧,是把电视剧当艺术来拍的,也确实拍成了精品,值得观看。导演是潘小扬,是96年中日合拍的著名NKH剧集《大地之子》的中方导演;配乐是郭文景,他是谭盾的大学同学,大家都很熟悉。片子看似比较粗糙,那是受当时条件所限,但仔细看又会发现很写实,就是二三十年代云贵川的风情,唯一让我意料之外的,是余秋雨担任的文学顾问。
当然,最好的影像记录,是时年88岁的艾芜先生的亲自出镜,1992年,艾芜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