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影评: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发生在上海顺和纱厂的电影，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30年代。女工素芬和妇女补习学校教员张忠良相爱并结为夫妻。他们在1937年的7月7日迎来了他们的儿子，他们为他取名为抗生。然而，不久之后，忠良加入了救护队，离开了上海，并在南京大屠杀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1938年，忠良的母亲带着素芬和抗生回到了丹阳乡下。然而，乡下也不太平静，忠良的弟弟忠民加入了游击队，拒绝做汉奸。1940年，侵略者吊死了忠良的父亲。素芬不得不背着孩子跟着婆婆回到上海，在困难中艰难求生，一直怀念和期盼着忠良的归来。1941年，忠良成功逃脱并最终到达重庆，但陷入困境中，只得依靠老友王丽珍的帮助。然而，他逐渐迷失在堕落的物质生活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忠良和丽珍先后回到上海，住在丽珍的表姐何文艳的家中。就在忠良与文艳相处时，素芬无意中被招聘到了文艳家中帮忙。故事通过素芬和忠良的家庭经历，展现了上海人民在战争年代的坚韧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不公平。

虽然此片中白杨饰演素芬是主角，但我觉得演技最好，人物刻画得最生动自然的是上官云珠饰演的何文艳。电影前半段的女工素芬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这时的素芬，少了一分那个时代已经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进步女士的果敢朴实。在电影开篇素芬与张忠良谈情说爱中素芬流露出的娇羞扭捏和说话的语气在我看来更接近当时上海交际场上的柔弱的小姐。素芬这个形象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坚强与执着。总得来说，白杨的语言表演缺乏一种可以透出人物形象内心坚强的力度感，语言总给人一种软绵绵，不自然的感觉，话剧表演的痕迹有些重，一句话中能听出她在某些字上特意强调。白杨在表演上的这种缺陷可能与她与当时底层妇女的接触不够多，对人物内心的感受不深有关。素芬是糟糠之妻的典型，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能干，体贴丈夫，孝顺父母，爱护幼子，忍辱负重。她的美德不仅体现在对自己家人的爱护，更体现她在乱世中，仍拥有一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慈之心。她对张忠良间拥有甜蜜的感情基础和如蜜月般的婚后生活。在她心中，丈夫永远是一个拥有伟岸身躯和高尚品德的近乎完美之人。在她们定情之夜，月亮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离别之夜，他们再次遥望着明月。张忠良曾含情脉脉得对素芬说：我就是那颗卫星，你就是那轮明月，我永远围绕着你。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当素芬最后看到堕落变心的负心汉张忠良，她之所以没有经受得住打击，投江自尽，是因为她太看重这段感情，太信任之前的张忠良了。她与张忠良的感情是她精神的寄托，她之所以能禁受得住生活的重重磨难，正是因为心中有爱的寄托。但一旦这个早已成形的泡沫破灭之时，心中的苦水便一泻千里。
舒秀文饰演的王丽珍从头到尾给人一种聒噪的感觉，有她出场的画面，必定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塑造这个人物比较容易，就算你留有表演的痕迹也没有关系。因为交际花本身就有作秀的成分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丽珍就是一个“商女”。这样的女人一直都存在着。她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利己主义者，一心只顾自己享乐。她们不能体会到亡国之恨，只关心与情郎间的虚情假意风花雪月，她们不关心有多少人吃糠喝稀，之在乎自己的party上是否有可口的牛排，她们体会不到战争的血腥残酷，只希望自己能安身与战火之外，她们感受不到衣不蔽体的刺骨严寒，只是担心自己慢慢的衣柜里缺了时髦的装备而不能出风头。这样的女人最在乎的永远是自己。在王丽珍身上，我最想探讨的是她对张忠良到底抱有怎样的感情。她是一个交际花，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身边应该不缺可以填补她感情空白的有些资产的公子哥，为什么会最后会选择当时一穷二白，还要靠她托关系生存的张忠良呢？我认为王丽珍对待感情有一种控制欲，她觉得自己才能是这段感情的主宰者，所以她不可能为了感情而牺牲。这一点与素芬对待她与张忠良的感情有着很大不同。王丽珍最后知道张忠良原先的妻儿还在世时，认为自己才是最悲惨最命苦的那个。她夸张的晕倒，嚎啕大哭，远不如素芬眼神中流露出的一丝哀怨更让人觉得凄楚。
同为糜烂的上流社会的女性，何文艳又与王丽珍不同。何文艳内敛，善于掩藏自己内心的情感，心思更缜密，颇有心计。她是以一个阔少妇的形象首次登场的。她拿出自己织的唯一一件抗战背心交给忠良。她织毛线背心，在乎的不是抗日战士的寒暖，而是背心的款式是否时髦。她前夫在抗战时与汪伪政权相勾结，发不义之财，抗战胜利后锒铛入狱。当她发现丈夫在外有情妇时，弃丈夫于不顾，将丈夫的财产改在自己名下。她需要张忠良替自己出面办事而接近他。他们俩的姘居关系应该是单纯的男女鱼水之欢的满足。她明白张忠良不会给自己名分，但仍想维持这段肉欲关系。当她知道张忠良的结发之妻就是素芬时，表现出的更多是嘲讽，怀着一种看热闹的态度。
影片男主人公性格的转变无疑是值得人关注的一点。张忠良的堕落让我联想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如果我们评论某个人时，说他善良或者聪明，评论另一个人时，说他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是我们总是将人这样分类。这是不正确的。人好比是河流，所有河流中的水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是同样的河水，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宽，水流平缓，有的地方河水清澈、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人类各种品性的萌芽，有时候表现出这一些品性，有时候表现另一些品性，常常完全不像是他自己，可是始终是他同一个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常常特别急剧，张忠良就属于这类人。他之所以发生这种可怕的变化，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则是因为相信自己，生活过得实在太艰难，如果相信自己，那么所有的问题就得亲自解决，解决起来往往对于追求轻松快乐的动物的我不利，甚至几乎总是相对立；相信别人，那么不需要解决任何问题，一切都已解决停当，而且解决得总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有利于动物的我。不仅如此，相信自己，他总是遭到人们的谴责，相信别人，他常常受到周围的人的称赞。比如，张忠良按时上班，认真工作，忧国忧民的时候，同事们认为他这人假正经，有点不合时宜荒谬可笑。他吃喝嫖赌，花天酒地，置办时髦西服时人们巴结他，与他为伍。起初，张忠良也作过抗争，但是实在太艰难，因为相信自己的时候，凡是他认为是好事，别人都认为是坏事，相反，凡是他认为是坏事，周围所有人都认为是好事。结果，他屈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转而相信别人。
影片中最常用的表现手法是对比和细节意象的反复。张忠良前后改变的对比，国统区上层人浮华的生活与沦陷区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的对比，张忠良的移情别恋与素芬的默默坚守的对比，素芬与王丽珍、何文艳的形象对比。在这种对比之中，更加凸显了人物形象和电影主题。这种对比又是通过各种相关联的细节来表现的。张忠良第一次去重庆公司时，在考勤表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上班时间，鄙视了那些快中午才来，还在考勤表上签自己八点就到的人。可后来，他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毫无愧疚得在考勤表上写着八点到。
影片虽然反映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但其中所表现的人性的堕落和良知的泯灭却是我们身边时常发生的事。导演高超的表现手法和拍摄技巧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这篇影评有剧透